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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和评话风格的比较之一' J1 \: A$ {1 v* |# 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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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或评话的风格差别之一，就是对所说的书的原题材的着力点不同。南方评话对于书的愿题材的着力点主要是放在细节的刻画上，而对于其所表达出来的主题思想（或叫中心思想）则是全盘接受，并且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绝对化的刻画，表现为正方益正，反方益反。且以评话大王“三国”为例，原来《三国演义》的主题就是“尊刘抑曹”，这一思想在平话三国里被全盘接受下来，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美化蜀汉方面，丑化曹魏方面。再如评话《岳传》里面也是如此，极力美化岳飞一方，同时进一步丑化金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进一步加深矛盾冲突双方，有利于说书人更好地刻画人物，更好地发挥书艺。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这种观点，就是评话有丑化北方人，美化南方人之嫌。这其实是误解，主要是不了解评话的这个特点。在评话三国里，作为蜀汉敌人的曹魏，固然是被丑化了，但是，作为第三方的孙吴，也被丑化了，如原本雄姿英发的周瑜，在《三国演义》里至少也是个英雄，但是在评话里是被塑造得既心胸狭窄，又无能的人了，凡是演义里出彩的地方，象三江口之战，独探曹营、定火攻计等情节，都变成了诸葛亮出彩，周瑜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了。其余如鲁肃、甘宁、吕蒙等都被不同程度地丑化了。如果说评话真是丑化北方人，美化南方人的话，那按理孙吴方面岂不是更应该美化了？可见之所以美化蜀汉，丑化曹魏、孙吴完全是“尊刘”的需要，与南北地域无关。类似的情况在《英烈》中也存在，评话《英烈》也极力美化朱元璋一方，而丑化其他各方，你不能因为它丑化了蒙古人而说它有丑化北方人，美化南方人之嫌，因为它对江西陈友谅、苏州张士诚等反王势力的处理比蒙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陈友谅还就算了的话，那张士诚以及苏州将士岂不应该美化，即使在历史上苏州人对他印象也是不错的，但在评话里，苏州将士大多是胆小怕事的人，更有如邓青之流的小人，与朱元璋方面的将士个个忠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评话对于人物的刻画塑造，完全是按书的中心思想来的，而不是按照南北地域来的，象蜀汉、朱元璋方面是正面的，那就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正面刻画，以增强听众对他们的好感；而曹魏、孙吴、元朝、张士诚方面是反面的，那就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反面刻画，以增强听众对他们的恶感。如此而已。
& O- b" q( @+ A) F/ t上面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别无他意，只是希望借此解除大家对于评话以及地域的误解而已。其实相比中心思想，评话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细节的刻画上面的，比如三国里面的草船借箭，在演义里是几页带过，但到评书里则用了整整一回目的书来介绍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每条船，船上的士兵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再如孔明进川和张飞进川，演义里也仅都是用了一回来介绍，但评话则用了整整两本书来介绍的，孔明和张飞每取一城，守将是谁，如何收服，使用什么计谋，什么道具，哪些人去执行，怎样执行无一不介绍得清清楚楚。再看隋唐四平山一段，在《说唐》里也仅是几页纸就完了，但到评话里则要几十回书才讲完，象有多少反王，带多少兵，如何驻扎，如何推举盟主、元帅，如何与隋朝军队交锋等等，都一一详尽地介绍出来。这样一来听众就很自然地被书吸引住，欲罢不能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评话是以细节来吸引人，以细取胜的，“细”由此成为评话最大的一个特点。
9 Q3 P  q5 g8 `  ]  A- O% C4 [; @相比之下，评书的风格是着力点在整体大局观上，它的气势很大，场面铺的非常开，对于书里人物性格的塑造并不是完全遵循原题材的中心思想，而是会加上说书人自己的相法或是观点。它的整体大局观大了，在书的细节处理上往往就显得不够细致，较多雷同。也以三国为例吧，无论是“袁三国”还是“连三国”，虽然整体上“尊刘抑曹”的基调还保存着，但对于蜀汉的敌对方如曹魏、孙吴方面的君主、大将、谋士还是给予足够的尊重的，象曹操、孙权、周瑜、陆逊、鲁肃、司马懿、张辽等人物都是作为英雄人物、名将来刻画的，象袁三国里，对于一些重要人物都有非常精彩的评论，使人听后觉得，三国时代真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真可说“一时多少豪杰”。本来么，有句话的，叫贬低对手等于贬低自己，只有各方面人才都旗鼓相当，那听来才有意思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个人是比较喜欢评书的对人物的刻画方式。再看评书的大关子书，如三国之赤壁、隋唐之四平山，说书人往往把它们放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描述，这样就显得气势特别磅礴，场面特别大，从赞赋的区别就可以看得出来。& Y' I9 L, O5 |3 ^4 p; @
不过场面铺得太大的有也有弊端，就是往往会收不拢，以至于最后草草收场。如连东汉里的昆阳之战是个大关子，战争气氛渲染的很强烈，场面铺的很大，但到后面却是以马援火攻莽军就草草结束了。再如单版《英烈》兴隆会、破姑苏等桥段场面也很大，但铺开后却都是仓促结束，听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完了，而且情节还颇有雷同之处（看朱元璋对待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们的情节就可以听的出来）。其次场面铺得太大后，有时还往往会忽略细节问题，从而产生失误，如袁三国里的文聘与张郃之误，单版《英烈》里虎牙与虎印之误等等；还有就是前面书里种下的根，到后面往往是一带而过，甚至有时提都不提了，这些，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评书比较不受传统主题思想的束缚，不是全盘接受主题思想，不是单纯地使正方益正，反方益反，而能够加入说书人自己的看法、观点，这也可以说是对评书的一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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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学无术”说起, a8 e, O* P3 Y6 E* I! F

; x) m) I+ M( `9 J. f: G“不学无术”这是某位网友在看了评话话本《三国》后对编者张国良先生的评价。相信在网络上，名气最大的评话是《三国》了，主要是因为张国良先生开讲的话本《三国》的流传。张老先生的话本从《千里走单骑》从关云长开书，一直要到《水淹七军》关云长归天结束。实际上，这里已经是包含了两部评话了，即《前三国》和《后三国》。《前三国》一般从曹操向关羽赠马始，至火烧赤壁止。主要内容包括赠马、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三顾茅庐、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三搜卧龙岗、长坂坡、东吴十条计、赤壁之战、三气周瑜等。在苏州评话节目中被誉为“大王”。《后三国》述赤壁之战后，刘备取西川、收马超、关羽单刀赴会、定军山、水淹七军、走麦城、火烧连营、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基本上《前三国》是从晚清流传到现在的，经过说书人长期锤炼，语言比较精炼，已经形成独特的风格，而《后三国》由张国良的父亲张玉书据小说《三国演义》改编，所以比较拖沓冗长，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是《前三国》还是《后三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建立在“尊刘抑曹”的基调上的，因此在书里处处能见到痕迹，有得地方的确是把“尊刘抑曹”的基调渲染的非常过分的，如在“三把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的情节里，把曹操一方塑造的非常愚蠢甚至是低能，甚至出现关羽率领几十个士兵就能镇住几万曹兵这样不合情理的情节，让人很是看不下去的，这一点相信看过话本的人应该有同感吧。因此有网友愤然曰：张国良不学无术！
+ ?( K/ T" A3 R* p' ]7 M' _  ~不过，要我说，这位网友说的也对也不对。说的对，是指张国良的确是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学习，而缺乏相应的知识。他们那个时代的说书人，基本上有小学毕业的话是学历相当高了，张国良从十三岁开始从父亲学说书，估计是小学学业有没有学完。象另一位三国名家唐耿良是小学都中途辍学的，他说为了说好三国要看许多古典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大明英烈传》等，以便说书时引经据典，基本上没有看过正史，后来道老了才看看《三国志》一类的史书，但由于文化有限不能深入了解，因此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很贫乏的。张国良跟他是同时代的人，出身也是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因此说他不“学”无“术”也不为过。
. a& f  Y5 o  l- l那么，不对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张国良还是“学”的，学的是评话，所以他是有“术”的，他的“术”就是在评弹界被称为“张《三国》”的书，因为在苏州一带，解放前说三国的艺人很多，有的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唐再良、唐耿良一派的就称为“唐《三国》”、张玉书、张国良一派的就称为“张《三国》”。张国良的三国话本之所以那样把曹操一方写的如此不堪，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他父亲张玉书就是这样教他的，而他师祖黄兆麟也是这样教他父亲的，而黄兆麟的师父许文安也是这样教听他的，如此而已。那么，以前的说书人为什么非要这么写，甚至拼命丑化曹操一方呢，原因很简单：听众喜欢听。从北宋“说三分”，已形成“尊刘抑曹”的倾向。两宋理学家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强化，必然会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观。再加上罗氏《三国演义》一出，三国人物褒贬基本定性，到清朝达到教条化程度。因此产生于清朝的三国评话怎么可能说曹操的好话？说曹操的好话的话岂不是砸自己的牌子断自己的生路？听众也不会买账的。说书人要吸引生意，必然要投听众所好，在不改变历史的情况下，改动情节，丑化曹操一方，歌颂刘备一方，来吸引听众。苏州评话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于书的原题材的着力点主要是放在细节的刻画上，而对于其所表达出来的主题思想（或叫中心思想）则是全盘接受，并且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绝对化的刻画，表现为正方益正，反方益反，以此来吸引听众。所以，张国良继承的是那样的话本，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然也就是那个样子了。虽说我们现代人看不惯，但是不代表几十年前的人看不惯。
) @0 Z! w: \& O) ?- ?所以，张国良到底是“不学无术”还是“学而有术”呢？个人见仁见智了！